同一位置的蜀国为何不能像秦国一统天下一样

提问中的“同一起点”，不知哪里是相同的，不同的朝代，占领不同的地域，所属的政权周边环境等都不一样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蜀汉政权：

刘备的蜀汉政权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（1）在《三国演义》作者的笔下，刘备是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。他的为人宗旨是“宁死不为负义之事”；他的战略方针是取得民众的支持。

因此，作品中极写刘备爱民如子，同时，也得到人民的拥戴。例如，在他驻扎樊城，曹操率大军兵临城下时，他问计于孔明——孔明曰：“可速弃樊城，取襄阳暂歇。”玄德曰：“奈百姓相随许久，安忍弃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：有愿随者同去，不愿者留下。”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，令孙乾、简雍在城中声扬曰：“今曹兵将至，孤城不可久守，百姓愿随者，便同过江。”两县之民，齐声大呼曰：“我等虽死，亦愿随使君！”即日号泣而行。扶老携幼，将男带女，滚滚渡河，两岸哭声不绝。玄德于船上望见，大恸曰：“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，吾何生哉！”欲投江而死。左右急救止。闻者莫不痛哭。船到南岸，回顾百姓，有未渡者，望南而哭，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，方才上马。

据说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，大小车数千辆，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。忽哨马报说：“曹操大军已屯樊城，使人收拾船筏，即日渡江赶来也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江陵要地，足可据守。今拥民众数万，日行十余里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？倘曹兵到，如何迎敌？不如暂弃百姓，先行为上。”玄德泣曰：“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。今人归我，奈何弃之？”百姓闻玄德此言，莫不伤感。玄德拥着百姓，缓缓而行。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。

这就是著名的“刘玄德携民渡江”的故事。年轻的读者，很可能会感到这个哭哭啼啼的刘备“善良”得有点“过分”，在那激烈的军事斗争环境里，带领十万百姓，日行十余里，是不可理解的。

但作品告诉我们，刘备此举，意在得人心，成大事。携民渡江的实质，不是一次军事转移，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争得民心的政治行为，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的“民为贵”、水可以“载舟”也可以“覆舟”的政治观念。这正是典型的“王道”政治。

（2）刘备和他的集团，终生奋斗的目标是“兴复汉室”。但刘备亦深知“汉室”已“倾颓”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表明的看法。所以，“兴复汉室”对刘备来说，既是目标，也是口号，实质就是要统一天下。

他向诸葛亮说的“欲伸大义于天下”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思想与诸葛亮的抱负正相一致，故一拍即合。诸葛亮在隆中纵论天下大势，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总体战略，其核心是：

今（曹）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，将军（指刘备）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若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簟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大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

这个总体战略的实质，显然还是“王者之政”，因为其着眼点，或者说这个战略的基础，是“信义著于四海”，是老百姓“簟食壶浆以迎将军”，而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确定了“外结孙权，内修政理”的策略。

所以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，刘备、诸葛亮的战略思想，整个蜀汉政权的指导方针，是极其明确的理想的仁政。他们的统一天下的目标，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。

（3）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蜀汉集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君臣（这里所说的君臣，并非指严格意义上的刘备称帝之后的君臣，而是泛指刘备作为“主公”与左右将领之间的关系）之间充满信任，情同手足。

刘、关、张桃园结义虽然发生在君臣关系之前，但是这种兄弟关系，并不曾由于后来形成的君臣关系而发生变化；至死是兄弟！他们结义的誓言是：

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；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

这里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文化的义气，也包含着报国安民的政治理想。这种义气和理想构成了刘、关、张三人在以后几十年风雨中同心同德的思想基础，这在刘备的“大业”中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。关羽、张飞他们本身都是肩负重任、立过大功的虎将，他们对刘备的主张和行动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同的，但是，他们始终心甘情愿地接受刘备的约束，执行刘备的路线。而这一点，也正是保持蜀汉政权兴旺的关键之一。

同样的，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，虽无所谓“结义”之举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也像兄弟一样。蜀汉政权的总体战略是诸葛亮提出的，刘备则完全接受并付之实行。几十年间，刘备对诸葛亮可谓言听计行。

在智谋与胆识方面，特别是在对形势的预见性上，刘备都远逊于诸葛亮，但刘备的最大的“本领”却在于对诸葛亮完全的信任，因而能使诸葛亮竭思殚虑、鞠躬尽瘁，为蜀汉集团的事业奋斗终身。

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是真诚的，否则以诸葛亮的睿智，岂能无所察觉。诸葛亮隐居隆中，正是为择主而事，只有在他确认了刘备的真诚信任之后才出山辅佐，这正是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精心敷演“三顾茅庐”的意义。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，是“信任”与“忠贞”。至于第八十五回所写刘备托孤事，刘备是真心还是假意？或亦真亦假？这要看其实质了。

传旨召诸臣入殿，取纸笔写了遗诏，递与孔明而叹曰：“朕不读书，粗知大略。圣人云：‘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’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，共扶汉室，不幸中道而别。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，令勿以为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教之！”孔明等泣拜于地曰：“愿陛下将息龙体！臣等尽施犬马之劳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。”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泪，一手执其手，曰：“朕今死矣！有心腹之言相告！”孔明曰：“有何圣谕？”先主泣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”孔明听毕，汗流遍体，手足失措，泣拜于地曰：“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尽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乎！”言讫，叩头流血。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，唤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理近前，分付曰：“尔等皆记朕言：朕亡之后，尔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”言罢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。二王拜毕，孔明曰：“臣虽肝脑涂地，安能报知遇之恩也！”

其中“若嗣子可辅，则辅之，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”一段文字，在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（刘备传）中虽然没有，但在《诸葛亮传》中却有之（只有个别文字不同），说明这个情节并非《三国演义》的杜撰或虚构。然而，这件事却成了小小的公案：有人说，这是刘备故用心机，唯恐诸葛亮取刘禅而代之，故作此言，逼诸葛亮“表态”；也有人说，刘备很清楚，在当时的形势下，诸葛亮要取刘禅而代之，并不难，不如主动提出；还有人认为刘备明知诸葛亮不会取代刘禅，故作此言，以暖人心；第四种意见，认为这是刘备的真实思想，他从蜀汉政权的利益考虑，倘若诸葛亮“自为成都之主”，自然会强于刘禅。诸说纷纭。毛宗岗在此回评语中说：

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这，为真语乎？为假话乎？曰：以为真则是真，以为假则亦假也。

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，则其义这所必不敢出，必不忍出者也。知其必不敢、必不忍，而故令之闻此言，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。且使太子闻此言，则其听孔明，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矣。陶谦之让徐州，全是真，不是假；刘表之让荆州，半是假，半是真；与先主之遗命，皆不可同年而语。

这也有几分道理。总之，似乎不能确定刘备当时的真实“心理”，但是，分析起来，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：一是刘备至死对诸葛亮的才干是深信不疑的；二是不论诸葛亮会不会取代刘禅，刘备把蜀国大业完全交给了诸葛亮。

这是问题的实质。陈寿在评论作为历史人物的刘备时说：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（指刘邦）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贰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。

这个评价，显然也适合于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。他托孤于诸葛亮，应该说也是“心神无贰”的。这充分表现了蜀汉政权中，君主与丞相（最重要的臣子）之间彼此信任，完全一致，有着某种崇高境界的关系。

常山赵子龙，是刘备手下武艺高强的大将。刘备与他虽无结义之举，但可谓患难之交，他们之间也是情同手足的。请看第四十一回：

正凄惶时，忽见糜芳面带数箭，踉跄而来，口言“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！”玄德叱曰：“子龙是我故交，安肯反乎？”张飞曰：“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，或者反投曹操，以图富贵耳。”

玄德曰：“子龙从我于患难，心如铁石，非富贵所能动摇也。”糜芳曰：“我亲见投西北去了。”

张飞曰：“待我亲自寻他去。若撞见时，一枪刺死！”玄德曰：“休错疑了。岂不见你二兄诛

颜良、文丑之事乎？子龙此去，必有事故。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。”张飞那里肯听，引二十余

骑，至长坂桥。

由此可见，刘备对赵云的忠贞是坚信不疑的，即使三弟张飞有疑惑，也不能动摇刘备的信心。这样的君臣关系，正是蜀汉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。这里也顺便说一下“刘备摔孩子”的问题：赵云为救甘、糜二夫人及阿斗，冲进乱军之中，几经苦战，才“怀抱后主，直透重围，砍倒大旗两面，夺槊三条，前后枪刺剑砍，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”，“血满征袍”，最后赶上刘备，把正在怀中熟睡的阿斗“双手递与玄德”，玄德接过，掷之于地曰：“为汝这孺子，几损我一员大将！”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，泣拜曰：“云虽肝脑涂地，不能报也！”

俗语说：“刘备摔孩子，邀买人心。”意思是说刘备假意掷孩子于地，以取得赵云之心。其实不然，刘备当时，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，要成就大业，在他心目中，一员大将确实是比一个幼子更重要些的。他掷阿斗于地，是真实情感的爆发，并无邀买人心之意。

刘备的明君风范，诸葛亮的战略思想，君臣之间的兄弟之谊，构成了蜀汉政权“王者之政”的特点。

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点：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出，《三国演义》在人物塑造方面，“亦颇有失，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”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，要通过刘备的形象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所以，这个形象也就过于“理想”了，于是也就产生了“过犹不及”的缺欠。

致使刘备的形象有了几分虚伪，这自然是《三国演义》“有失”之处。

终其刘备的一生，都为匡扶汉室，成就报复；蜀汉用的不是霸术取天下，而是仁政。

而秦国推行的是霸术成就霸业，霸术可以天下，而不能治天下。

终上分析，二个政权施政纲领不一样，就产生不一样的结果。

问得就有问题啊

你说的是哪个时期的蜀国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蜀国还是三国时期的蜀国。

如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话，巴蜀之地可不止一个国家，除了蜀国还有巴国、苴国，内斗不止，统一巴蜀尚且艰难何况统一天下？

再者，岂不闻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巴蜀的军队都出不来谈什么一统天下？

如果是三国时期的蜀国，蜀国与战国时期的秦国不可同日而语。

秦国占据了关中、汉中、巴蜀等肥沃之地，还有崤函天险，可以说是攻守兼备，占据有利地形，随时可以攻伐列国，即使军事上偶有失败，大不了退回关内再待战机。

秦国已是经过深彻变法的大国，国力雄居列国之首。

反观列国，法令半新半旧，无法长期凝聚国力。

蜀国不一样，蜀国面对的是占据富庶中原的魏国，中原一直是国家统治中心，无论人口、经济，蜀国都比不上魏国。

蜀国的军队要想伐魏都要走千里蜀道，这军粮在路上不知道要损耗多少。

而魏国等同于以逸待劳，且军粮供给方便，蜀军稍有不慎，就会陷入被动，将不得不班师，每次班师等同于前功尽弃，已经攻占的城寨得全部丢弃，下次伐魏又得走千里蜀道，又要攻城掠地。

所以，诸葛亮那么聪明的人，十年六次北伐都是无功而返。

蜀国的北伐耗尽的蜀国国力，最终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